学者解高考作文题：“大观园”太窄，“宝玉”
汉代有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，即策问。天子下策书问以政事经义，令臣子各对之，观其文辞以定高下。天子策问大都不针对具体政事，而是希望就“国家大体”“人事终始”“先圣之业”“俗化之变”等一系列“务虚”问题加以阐述。汉代讨论政事、选拔人才很强调实用性，天子对脱开实务的“高谈阔论”很反感，比如文帝就曾经斥责大臣张释之：“卑之，无甚高论。”意思是让他说话接地气，别高谈阔论的。
高考语文考察的是母语，语言背后呈现的是思维，是一代人成长的精神状态、认知水平以及表达能力。在很大程度上，它间接预示着、影响着民族成长和发展的未来和可能性。高考是指挥棒，风动草偃，有特殊影响力。作文题目要让考生有话说，但不是迁就，更不是大包大揽，而是引领，向着更高、更远，进行有深度的思考。而这些往往是“务虚”的。
然而，一个时代、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宏大高远且深刻的思想理论，策问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这样的言说空间。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就是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策问而提出的。其文“风恢恢而能远，流洋洋而不溢”，被看作“王庭之美对”，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。当今高考作文和武帝时的策问自然不能类比，但“务虚”和“务实”在任何一个时代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都是必要的、重要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人的文化自信、思想成熟、精神健全和价值认同就体现在这里。
每到语文考完，题目传出，网上都流传一些国家的高中毕业文科写作考题，对比之下，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。比如：辩论是否意味着放弃暴力？我们要对未来负责吗？人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吗？文化多样性是否阻碍了人类团结？文化能否让我们更具人性？我们可否对艺术无动于衷？我们能挣脱自己的文化吗？等等。
比如，一般考生可沿着题解给出的既定思路进行讨论：“本手是基础，妙手是创造。一般来说，对本手理解深刻，才可能出现妙手；否则，难免下出俗手，水平也不易提升。”
高考作文要在有限时间内据题成文，难易主要取决于题目给出思想空间的大小。这也是评价题目优劣的重要标准。
因此，在当下语境中，我们是否也可以从这些传统价值体系里边提取出有效的、有意义的论题，让年轻学子们去重新思考和讨论，促使他们追问，支撑我们文化几千年的到底是什么？曾一度被否定的东西其价值究竟在哪里？如何判断其有效和无效性？现代语境下，我们如何以历史的态度对这个价值体系进行思辨性的考察？如何将适合、适应时代、文化发展的有益的东西提取出来？在新的文化背景下，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去激活它们？等等。这样的探索，往往能够激发出很多想象不到的创造性的新东西，这个空间非常巨大。当然，这个过程首先考验的是出题者的能力和胆识。
这里的“启示”大概是：个人或国家在寻求进步过程中要走过三个过程，即拿来主义、借鉴模仿、结合个人或国情自主创新。如此，“用心良苦”的经典截取，重又回到常规俗套，考生自可应对自如。
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是显示宝玉才华的重要情节，好的小说情节，故事、人物往往密切贴合，严丝合缝，如此才能将读者“带入”。而“带入”感很强的情节往往是整体的，很难抽离、升华出普遍的道理和意义。“题匾”这段文字，有人物，有细节，有知识，有艺术，也有微妙心理，在此基础上，似可以产生以下层面的联想：
全国甲卷《红楼》题匾普遍认为最难，难在哪儿？提供给考生的思想空间狭窄，有点转不开身。
但从题目看，出题者显然是给考生指出了一条“坦途”：
浙江卷与此相似，列举媒体曾报道过的新时代各行业青年佼佼者，让考生谈“启发”，考生大概率也只能表决心了；北京卷大作文“学习今说”，要求从学习的目的、价值、内容、方法、途径、评价标准等方面任选角度加以讨论。题目看似简洁明晰，考生有话说，不会偏题，但题目本身值得探究的角度和深度非常有限，难出新意。
从人类文化思想发展的历程看，每一代人都需要思考和解决许多务虚性问题，这些问题是从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中自然生发和累积的，包含着其文化的核心价值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，“四书五经”就是集中体现，因此，传统科举考试以此为核心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